紀念反法西斯暨抗戰勝利70周年组文

南京大屠殺

飛虎戰魂

 

 

中国不能放任日本说三道四

从当前形势看,中日舆论战必将长期持续地进行下去。既然中日友好局面不再,中日之间的历史恩仇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说、不便说的了。

在中国政府组织驻外大使展开一场全球围攻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又借达沃斯论坛的机会突然发难,将当下的日中关系比作一战前的英德。无论事后如何解释,这一含义不祥的类比已然引起了全球舆论界的议论纷纷,日本方面的目的已然达到。从舆论战的角度看,这一回合,日本反攻得手。

安倍拉响这一炮,是122日下午,多少有些出其不意。次日,中国政府做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日本领导人与其拿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说事儿,不如直面历史,深刻检讨云云。

确切说,这个表态不算反击,只是个避闪。结果是,从22日到现在,安倍的话持续发酵,连日来,关于一战战前形势与今日中日关系类比的话题越炒越热。反观中国方面,自23日以后再无更多说辞,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低调处理,沉默以对。

明眼人看得出,安倍此番话完全不属于一般的说错话,分明就是论战的一次升级。将今天的中国比作百年前的德国,把日本自比为百年前的英国,表面上不经意的一句话,内中几多险恶!

中国当然不必针对安倍的每一个挑衅都做出反应,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不应姑息,应该继续保持前一段的猛烈攻势。任由别人将今日中国比作当年的德国,无异于放纵其妖魔化中国的策略,百害而无一利。

面对日本方面的升级挑衅,中国批判日本尚嫌力度不够,岂可轻易失去舆论战的主动权?

在我看来,提到一战的帝国主义混战,这正是中国最占理、日本最不占理的话题。梳理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只要澄清以下几点,中国将浑身是理,岂能无话可说?岂能让日本在这个敏感话题上占了上风?

首先需要澄清:在19世纪初期,中国还是世界列强之一,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迅速衰落,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和庚子赔款之后,则退出了一流大国之列。从当年中国失去一流大国地位到今天中国重新成为一流大国,这一百多年里,世界一直是被其他列强主导的,中国没有参与其中。要害在于:在这段历史里先后成为世界大国(Great Powers)的所有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一例外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是靠对外征服和建立海外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列强的。

这个历史事实含义深刻。

第一、将今日中国比作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是荒谬的,中国在近一百多年里没有打过任何一场殖民战争,也没有建立过任何海外殖民地。中国重回世界一流大国行列,恰恰是通过反帝反殖民斗争而实现的;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成为世界大国最新排行中唯一的另类——唯一没有过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历史的大国。

第二、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各大国,包括今天的英、法、美、俄、德、意、日,每一个都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罪恶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负有部分责任;严格讲,都已经丧失了对中国崛起指手画脚的资格,更没有权利将中国指为一战前或二战前的某帝国主义国家。

第三、中国的非帝国主义发展道路、和平崛起和永不称霸的承诺,是由中国的民族解放历史和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所共同决定的,也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没有任何相似性。将中国套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协调”或某“世界秩序”模式当中,认定中国不过是另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挑战既定秩序,也难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否定、对中国人民共和国性质的否定;如果出自某国家领导人之口,可以认定为挑衅。

第四、在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日本是最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因为日本在其帝国主义历史上几乎犯下了所有罪行,既有对于亚洲各国的殖民主义侵略罪行,也有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还有颠覆战后和平秩序的罪行,如今更有拒不认错、继续威胁世界和平的罪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只有中国批判它的权利,绝无它反咬中国的资格!

综合上述,在关于谁在重复帝国主义历史、谁在扮演一战前或二战前的帝国主义角色、谁在颠覆战后和平秩序这些重大问题上,恰恰是中国最有资格评论他国,最不应被他国指责,尤其不能被日本指责。

正好安倍跳出来了,中国正可以借此机会反守为攻,将近一百年多来的历史事实陈述清楚,将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揭示清楚,确立中国有别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独一无二的道义地位,维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力。中国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作为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的非帝国主义国家,唯一的和平主义国家,唯一的人民共和国,其正义立场和道义地位不仅没有得到承认,反而无端遭受日本政客的肆意比附、抹黑和妖魔化,中国还应该继续保持沉默吗?

放任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说三道四,就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道义地位的丧失,甚至意味着对本国近代反帝反殖民斗争悲壮历史的背弃,岂可等闲视之?

期待中国政府新一轮的反攻!

2014128

 

中国军事崛起没有模式可参照

假设中国在远离本国的某地,例如某中东国家,卷入了一场争端,再假设对手是同样远离该地的某西方国家,例如英国;那么,在一场完全依赖各自远距离投射兵力能力的武装冲突中,谁的胜算更大?本周一,俄罗斯某网站刊载了英国军事专家针对这个设想给出的答案。

无论出于何意,提出这个设想的人,其专业水平值得尊敬。因为他通过一个近乎离奇的战役想定引出了一个重大的军事问题:一个非帝国主义的新兴大国,如何建立起全球军事能力?也可以反过来问:对新兴的全球大国来说,非帝国主义性质的军事崛起有无可能?

针对一场“中英中东战争”的设想,英国军事专家的结论极为肯定:英国将完胜中国。虽然英国军队规模只有中国的1/10,其军事预算正在持续缩减,其海军舰船数量越来越少,甚至连一艘可用的航母都没有了,但英国仍然“具有战胜中国的所有机率”。

理由是,在向遥远的外国投送兵力方面,在全球各个角落进行作战方面,英国远比中国更有经验,也更有能力。

表面上难以理解,但内在的理据很充分:英国军队规模再小,也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军队,中国的军队规模再大,也是民族解放性质的军队;这两种军队尽管在外观上差不多——常备军、多兵种、现代化武器装备,但本质上差别巨大。

对于英军这种老牌帝国主义军队来说,每一种武器装备、每一种作战能力,都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是在几百年时间里作为帝国主义政策工具、征服手段、经过无数次海外战争实战千锤百炼出来的。相比之下,从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家的军队,只打过依托本土的自卫战争,没有打过远程的、深入外国的进攻性战争;所有远程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如远洋舰队、远程轰炸以及海外兵力投送等,其实都是模仿出来的,是“你有我也有”观念下的产物,既缺乏实战经验的支撑,也没有成熟理论的指导。

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在综合国力方面超越了大多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军事上也迅速实现了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能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大英帝国曾经侵略过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建立过比自己本土大130多倍的殖民帝国,在全世界每个大陆、每个重要的地区都进行过战争,这些都是中国完全没有过的。

就好比是大象与狮子之争,大象的体量超过狮子,甚至能在一场决斗中靠体重压死狮子,但大象仍是防御性的,并不具备狮子那种靠打遍天下身经百战练就出来的战斗技能。

可以理解,当今这些正在退出世界霸主地位的老牌强国,无不以“过来人”眼光看待中国:你中国能够不依靠全球军事存在维持你的全球市场和全球影响力吗?

以海外铁路的修建为例,今天的中国已大规模进入了非洲的铁路网,除当年的坦赞铁路外,刚刚开工的东非铁路由中国路桥工程公司承建,这条被称为“非洲大动脉”的铁路将连接肯尼亚、乌干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卢旺达、刚果(金)和布隆迪。

但这些铁路并没有军事方面的意义,不代表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这与英国当年的情况截然不同。英国人19世纪90年代在乌干达修建铁路,目的是使英国能够阻止法国对苏丹东部的领土要求;修建好望角至博茨瓦纳的铁路,目的是从侧翼包抄南非白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并阻止德国人进入中非;全部都是军事考虑。英国人曾经梦想将铁路从好望角一直修到尼罗河,以确保英国对整个非洲大陆的控制。

到底是先有了军事扩张,靠武力强行打开了海外市场,还是先有了海外市场,为保护贸易不得不诉诸武力,在大英帝国历史上,这恐怕是个永远说不清的问题。总之,那个时期的英国,从未有过脱离军事而独立进行的海外活动。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1867年,英国曾为了解救几个人质,悍然发起一场洲际远程打击。由驻印度总督内皮尔率领一支数万人的远征军从孟买出发,三个月后到达北非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以无一人死亡的极小代价,血洗了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古老王国。

无论是在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还是在变换了表现形式的晚期,中国都不在其中,不仅从未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对象。1867年的中国,刚刚开始雇佣洋人军事教官,又三十年后,才有了第一支按照西方军事制度建立起来的“新军”。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中国军队始终是一支防御性的武装力量,一支通过“师夷长技”逐渐强大起来并初步具备了各种“制夷”能力的民族解放力量和国土防御力量,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

上周有某学者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无非是前苏联的模式和美国模式两种。这个观点忽略了最为根本的一点:前苏联的模式和美国模式归根结底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都是植根于自身帝国主义历史的,都不是中国想照搬就可以照搬的。

自帝国主义时代以来,中国是唯一一个成为了世界强国却没有过帝国主义历史的国家,唯一一个成为了超级大国却仍是和平主义的国家,也是唯一的人民共和国。这是在考虑中国的军事崛起问题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当然包括军事上的崛起,但其实并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参照,只能走出自己的崛起之路。

英国人提出“中英中东战争”这个战役设想,看似是职业军人没事找事的智力游戏,其实意义重大,因为通过它可以透视中国军事崛起这个巨大的战略问题。■

2014121

 

甲午年看“安倍战略学”

上周末日本读卖新闻社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重回60以上。

最显见的因素是经济,这是民众最关心的,如此之高的支持率,与“安倍经济学”在一年时间里成功制造的“可触摸的经济复苏感”直接相关。另一个因素是,在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其他方面呢?参拜靖国神社、与中国的关系、钓鱼岛争端…相关性如何?在安倍闪电参拜之后,日本共同社也闪电进行了一次紧急民调,结果显示,其支持率前后持平,没有起落。这就意味着,在涉及冒犯中国的议题上,其支持率已经开始“免疫”了,不相关了,无论怎样都不受任何影响了,甚至可以看看是否存在负相关——也就是安倍越是冒犯中国、中国越是敲打日本,安倍内阁支持率反而越高了。

“即使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中韩的关系也已经处于最糟糕状态。因此即使参拜也是同样局面”。内阁官房参与饭岛勋所说的这个“局面”,当然包括了国内和国外各方面。

中国对日政策,已失去了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安倍内阁对华政策,已稳获民众认同。一般意义上的“日本人民”已经放弃了中日友好,中国外交传统上的“一小撮”与“大多数”两分法已不再有效。中国的战略家们现在需要正视这一点。

对日本民众来说,安倍当然不是伏地魔,安倍和他的内阁是几十年一遇的“强相”归来、“具有决断力的政府”的出现,是日本多年求之不得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安倍执政一年,基础已经稳固,局面已经打开,新的征程正在开始。这是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现实。

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需要认清日本的这个战略机遇期,看懂安倍要抓住这个机会干什么。

这里有一个可用的参照:差不多与一年前安倍上台同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布了《全球趋势2030》报告,这份报告描述了这样一幅未来的世界图景:在用传统指标衡量的综合国力比较中,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即使采用包含了更多新要素的新指标体系来衡量,中国也会在204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欧洲和日本仍将持续衰退,连印度都会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日本将不可避免地被挤入“第三集团”,在2030年后与那时才开始上升的俄国并列。

承认不承认都一样,这是安倍心中真正的焦虑之源。因为在他心目中,日本决不能接受如此卑微的国际地位。一旦成为现实,对于日本,就是灭顶之灾,三流国家、边缘经济体、大中华的附庸…,被迫身处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大日本国的历史、文化、思想、精神、信仰,将统统陷入虚无。

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2030年几乎近在眼前,而安倍接掌“日本丸”舵把时,这艘曾经高速行驶的巨轮已有十五年停滞不前了,眼下就连一个通货紧缩都摆脱不了,面对中国的高速崛起,日本还有几个十五年可以失去?

安倍此次执政前有整整五年的蛰伏思考期,这给了他在西方领导人中极难得的思考长期战略的机会。因此,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安倍战略学”,所谓的“三支箭”,正是从经济增长战略着手打通国家复兴战略的路径设计。

敏锐的观察家们注意到,甚至不等经济复苏见到成效,安倍就已开始进行日本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一位西方分析师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简言之,安倍正致力于将日本首相的角色从立法管理者转变为总司令”,强行推动通过的保密法和刚刚组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是加强首相集权的重大步骤。该分析师认为,“这些改变与日本战后的民主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位分析师认为,安倍上台以来,已经在操纵汇率和让政治回归这两个领域打破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禁忌”。

安倍经常批评中国的威权主义,强调日本的民主体制,但他也许已从中国的经验中悟出了道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与强化政治领导力这两点,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日本要想和中国竞争,避免在无所作为中一路沦落,必须拿出果断和坚决的政治领导力。

“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日本要像奋力跨越障碍的骏马一样奔腾,战胜困难一往无前”。2014新年伊始,安倍就抢先通过舆论造出了声势,他明白,对于他的政治抱负来说,这个甲午年甚至比第一年更重要。毕竟,“夺回强大日本”仅靠“安倍经济学”的奏效远远不够,这一场“战斗”,要在“安倍战略学”中全面展开。

“安倍战略学”的“三支箭”是什么?目前还难以归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格局将超越美日同盟的框架,这从安倍无视美国警告坚持拜鬼以及他气势恢弘的“地球仪外交”等方面,即可看出。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安倍战略学”中的首要假想敌,就是中国,没有之一。

又一个甲午年,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全面展开,其主线,将围绕“安倍战略学”的立与破。

2014114

 

互联网的颠覆浪潮终将冲向政治领域

IT界业内人士的看法,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事物为标志,互联网正在进入3.0时代。

3.0时代的互联网,不再仅只是提供方便、促动改变,它内在的神力开始释放,不可遏止地喷发,它的全新面目是征服,是颠覆。

2013年,人们像传播神话一样互相启示着:银行业被“余额宝”颠覆了;电信业被“微信”颠覆了;零售业被“淘宝”颠覆了…有一篇题为《世界已经变啦!!你还在沉睡吗?》的帖子在网络上疯传,“…携程网,一家没有一架飞机、没有一间酒店的公司,每天卖出的机票和开出的房间超过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和酒店,业界震惊”“卖服装的凡客诚品,仅仅成立3年时间,没有厂房和流水线、没有一家专卖店,除了设计是自己的,靠一个网站一天实现3万件男式衬衫的销售业绩。是行业巨头雅戈尔的2倍…”

小伙伴们真的惊呆了,就像是洪水包围村庄,事到如今,人人都见识了互联网的颠覆浪潮水漫金山的速度,不再幻想还有哪个山头不会被淹。

区别于商业山头和科技山头,在政治这个山头上似乎还放得下几张平静的书桌,至少还未遭遇水淹七军。多年来,众战士沉浸在左派与右派、反西方与亲西方、赞政府与骂政府、否宪政与倡宪政一个接一个的对垒当中,使用着陈旧过时的观念武器,进行着亘古不变的骑士决斗,满心以为他们的世界会一直保持这个样子直到永远。

但互联网革命却时不我待,靠颠覆同行起家的业界领袖们,以颠覆为天职,似乎没想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被颠覆、等着被颠覆的传统领域。

雷军,某科技公司老板,虽不为政治骑士们所关注,却是中国互联网业领袖人物之一。11月底,他在某专业会议上讲了如下一段话:“小米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互联网上和百万网友一起做产品,这个像什么?像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赖群众,网民和我们一起做了什么呢?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小米论坛每天有80万的UV,每天产生20多万条帖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论坛,它已经是国内最大的论坛之一。这些网友帮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设计,这些网友帮我们推广我们的产品。”

政治骑士有理由为此而震惊。一个经典的政治实践,“群众路线”,在互联网上说实现就实现了,每天80万的UV20多万条帖子,这种“鱼水关系”的程度,真的政党未必能达到。

曾鸣,某网络公司副总,另一位互联网业界领袖。在11月初的一次演讲,他讲到了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精神。除了“平等”、“开放”和“互动”之外,他认为还有两点是近几年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刚体现出来的,一个是“迭代”,一个是“演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计算取代了理论,演化代替了计划,“我根本不假定理论,我只是通过一轮一轮的迭代中回归,来逼近真实。用户的需求是什么?首先打出去,然后再校验,只要有双向的反馈,我总是离真实越来越近…”被称为“参谋长”的曾总如是说。

在他看来,因为互联网提供的计算能力已足够强大,数据规模已足够完备,不再需要求助于理论的简化和计划的预见,先“扔出去、用起来、别人给你反馈、你把坏处修正”,所有的实践,只要有一个实时互动的过程就足够了。而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时代的互联网,正是一个随时随地的实时互动之网。

雷军和曾鸣的听众们都是IT界的人士,但他们讲的内容,却分明带有对于政治问题的重大启迪,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互联网3.0时代的政治话语本身。

互联网洪水淹没了马腿,互联网狼群包围了山脚,然而,政治山头上的骑士们似乎并未发觉,他们太专注眼前的战斗了,没工夫理会IT领袖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终于有一天,骑士们定会发现,互联网并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借助百度写作、借助网站发表、借助微博打架,随着3.0时代、4.0时代的相继到来,互联网真正的魔力所在——对传统格局的颠覆,终将发生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

人们没有理由相信政治领域可以例外。曾经何时,经济领域里几大电信商的平分天下、几大银行的垄断格局、几大零售商的均势平衡,看起来都固若金汤,不可能被打破,但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规模。

在政治领域里,谁又能说不会出现类似的颠覆呢?为什么不能有打破左派右派格局的“网派”呢?本着“迭代演化”的互联网精神,一个改革,一项政策,不再依据任何理论,无论自由主义、威权主义还是什么主义都不管,首先在小范围内打出去,通过互联网实时互动的双向反馈进行校验和修正,直到好效果显现、副作用消失。这不就是互联网时代更精准、更有效的“摸石头过河”和“实事求是”吗?互联网平等开放,左派可以做,右派也可以做,政府可以做,民间也可以做,还用得着政治骑士们先在理论学说里打出个你死我活吗?

一个小米手机,关于屏幕如何表现、功能如何设计这么点事,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云集起上百万群众的积极参与,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上演了一出民间“网派”在经济领域里的创新实践。执政党“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今后将如何进行,不可以考虑从中借鉴吗?

就像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洪水早晚要扑面而来。当互联网的颠覆终于发生在政治领域,也许传统政治不会很快让位,但一定会给互联网形态的新式政治留出天地。

20131218

 

中国可以走出《开罗宣言》

 

又逢《开罗宣言》纪念日。对中国来说,这个纪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整整七十年,该宣言提出要解决的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包括战后国际秩序问题,却统统都没有解决。

纪念日前后,媒体不断重提这份宣言,学者们继续论证该宣言的有效性。其时正值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CCTV某著名记者一脸严肃地询问这位现任英国首相如何看待《开罗宣言》,对方以“它很重要”一语不咸不淡地搪塞了过去。试问:中国人想要的回答是什么?如果卡梅伦回答说这份宣言现在继续有效所有内容必须实行云云,中国人就拿到尚方宝剑了?可以用它向台独分子和日本右翼开刀了?

其实,中国人大可不必如此纠结,不妨坦承,这份简短宣言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失效,不再适用于今天了。试图通过论证其法律地位和约束力来强化中国当前的政治立场,要求当事各方回到七十年前各自立场和关系格局中,近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毋庸置疑,《开罗宣言》在签署的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但国际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巨变。实际上,甚至还没等二战完全结束,各签署方即开始了各自的背弃。

在中国方面,当然不是有意背弃,一百年来首次被当作大国、与美英平起平坐、以战胜国身份参与战后秩序重建,做梦都想不到的顶级国际地位,岂可轻易放弃?但中国自己的内政问题尚未解决,愈演愈烈的国共内战完全打乱了美英最初的战略设计;到了蒋介石政权濒临垮台时,美国就顾不得那一纸《开罗宣言》了,虽然还是要打压日本,但却也放弃了扶持中国的意图。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际秩序,都是强国的铁腕塑造,是其信念和利益的体现。一旦国际秩序有违其塑造者的本意,新的秩序就会出现,直到重新体现强国的信念和利益。

美英是二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塑造者,新中国成立,东西方冷战开始,朝鲜战争爆发,这完全不在1943年的期望之中。于是美英干脆推倒重来,通过19519月的《旧金山和约》和同时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重新进行了战后安排。

从这时开始,《开罗宣言》实际上已面目全非。在中国一方,此中国已非彼中国,新中国成了美国的死敌,哪还是“三大盟国”之一,哪还有共同宗旨和目的?在美英一方,通过《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确立的新秩序才是战后新信念和新利益的体现,《开罗宣言》帮助美英赢得了太平洋战争,促成了日本的投降,主要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可以作废了。

由于美国的另起炉灶,对于中国来说,继续强调《开罗宣言》整体作为国际文件的法律效力已不再有意义。明智的做法是:将《开罗宣言》的内容分成两个不同部分对待:第一部分是“三大盟国”联合打击日本、剥夺其自一九一四年以来所夺得之领土;第二部分是迫使日本将“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做了这样的区分之后,中国可以不再纠缠于第一部分所隐含的“战后国际秩序”,美英中“三大盟国”共同惩罚日本这个宣言基调,早已不再存在,也不可能复活了。

但宣言的第二部分,却有着比第一部分更为深厚和坚实的法理基础。因为这部分并不是出于美中联盟的考虑,甚至可以说与中国是否与美国结为盟国并无直接关系,与中国后来的政权更替也没有关系,它所体现的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以来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即制止侵略、惩罚一切窃取他国领土的行为。

这就意味着,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一般性的、超脱联盟关系、永远有效的一种强制。只要美英两国自认代表国际社会,它们就必须要在宣言中做如此表述,即使当时它们预测到几年之后的形势变化,也不能不要求日本将它所窃取之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因为这个强制要求的基本精神,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要求一致,与一战后《国际联盟盟约》和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一致。

这才是今日中国所应该强调和坚持的。中国对日本归还领土的要求,不应再是基于与美英联盟关系的、附带在美英国际秩序之下的、按照美英意图并得到准许才提出来的,甚至也不是基于中国和日本两国历史恩怨而提出来的,更多的是基于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其自身对于一战以来国际社会行为准则的维护和捍卫,其自身对于新的国际秩序的信念。

七十年了,台湾问题没解决,钓鱼岛问题没解决,中日关系和国际秩序问题没解决,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开罗宣言》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中国不必总拿这份老文件说事,完全可以从容地走出来,上个大台阶,将自己的立场直接建立在符合中国信念和利益的新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上。